“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”
“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:一方面,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——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——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,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少;另一方面,又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。正是这种二重性质,使信用的主要宣传者,从约翰·罗到伊萨克·贝列拉,都具有这样一种有趣的性质: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。”[13]
——马克思
马克思的这段评价非常有意思,他既了解信用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,又看清了实践信用理论的这帮人出于自身利益,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骗子。马克思的这段话,堪称是正确看待一切金融创新本质的经典评论。理论永远是靠人往实践的,实践理论的人有着自己的利益格式,如何将理论的目标与实践者的利益整合在一起,这是伟大的政治家与伟大的思想家之间最重要的区别。
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贝列拉家族被形容为“两类犹太人”的代表。前者是“北方犹太人”的典型,“永远冷静和理性”,对财富和利益的获取是超导状态下的低能耗与高效率。而后者代表“中部犹太人”,他们受益于法国对犹太人的宽松政策,因此在行事和生意上更开放和顾及公共利益,这种“心灵热度”将带来精力损耗和效率干扰。在当时的法国社会,罗斯柴尔德家族标志着“封建金融”,而贝列拉家族则代表着“***金融”。
贝列拉兄弟迅速完成了他们的银行组织工作,福尔德家的贝诺特(BenoitFould)出任银行第一任董事长,直到1854年退休。但是银行的日常工作一直由担任副主席的伊萨克·贝列拉负责。董事会其他成员包括在第二帝国权倾朝野的穆西(Mouchy)公爵、加利拉(Galliera)、安德瑞(Andre)伯爵、赛里尔()男爵、清教徒银行家族的查尔斯·马利特(CharlesMallet)和策划拿破仑三世政变称帝的奥古斯特·摩尼(AugustedeMorny),这个摩尼也是拿破仑三世同母异父的兄弟。[14]
在这一豪华阵容强力运作之下,动产信贷银行一经问世就爆发出惊人的能量。它定价500法郎的股票一开盘就冲上1100法郎,第4天就高达1600法郎。1856年3月摸高到1982法郎。而分红从1853年的13%上升到1855年的40%。动产信贷银行的投资者们无不喜上眉梢,而詹姆斯·罗斯柴尔德关于动产信贷银行是金融灾难的预言听起来更像个笑话。
尽管动产信贷银行是股份制银行,但其起始资金规模远落后于罗斯柴尔德银行。动产信贷银行从2000万法郎起步(贝列拉占其中29%的股份),而1852年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的资产就已经超过8800万法郎,各分支银行资产总和超过亿法郎。但是,动产信贷银行从一创建就展现出朝气、时尚、张扬和野心,同罗斯柴尔德银行的严谨、传统、低调与刻板形成鲜明对比。
在动产信贷银行里,银行家们永远被一帮朋友围绕着,每个人都竖起耳朵打听生意的动向,老主顾是要买进还是卖出。而雇员们站在楼梯上迎着顾客,周到打探是否有生意机会。每个人都急于暴富,不择手段,尽不掩饰。
这一时期是法国铁路建设的辉煌顶峰,从1851年到1856年间,铁路投资剧增5倍。50年代新修的铁路是40年代的2倍还多。随着动产信贷银行的迅速膨胀,它同罗斯柴尔德在铁路上的竞争已呈白热化。动产信贷银行很快控制了法国三条主干线路,罗斯柴尔德则牢牢死守自己原有的两条线路。动产信贷银行在各家法国铁路公司里占据了8个董事席位,罗斯柴尔德则有14个。
两个阵营的犹太银行家们在法国铁路融资上斗得难解难分。拿破仑三世偏向动产信贷银行,把一条又一条铁路线路融资的项目批给贝列拉。此时,跟天子陛下有一半血缘关系的弟弟摩尼看中了铁路这个机会,急于借此自己致富,提出应该把小铁路公司合并成几条主线。詹姆斯立即捉住机会攀上摩尼这条线。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持有价值超过2000万法郎铁路公司的股份,占银行资产的15%。这些股份在摩尼政策的鼓励下迅速升值。詹姆斯在1852年4月的一个星期里“不用掏一分钱”就净赚150万法郎。
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此时财大气粗,在争夺铁路融资项目上领跑。动产信贷银行则尽不示弱,创设出把多家铁路公司各种期限各种条件的股票和债券进行标准化“打包”,实在是堪称当今结构化融资产品的鼻祖。通过“金融创新”,动产信贷银行制造出大量新型金融产品的投资方式,填补了介于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之间的空缺,此举立即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小投资者。动产信贷公司的资产迅速增长到6000万法郎,直接挑战罗斯柴尔德在铁路融资上的老大地位。
更令詹姆斯担忧的是贝列拉正在把手伸出法国,大有横扫全欧洲之势。1853年4月2日,科隆的银行家奥本海默得到许可证,将在间隔法兰克福以南不到20英里的达姆施塔特开设一家新银行。这显然是动产信贷银行的德国翻版,而且目标直指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法兰克福银行。贝列拉、福尔德、奥本海默和动产信贷银行控制着这家新银行。[15]
贝列拉进而在1853年筹建西班牙动产信贷银行,同时策划比利时动产信贷银行。1854年又要建奥地利动产信贷银行了。不仅如此,贝列拉还将目光投向了更远的***。
***自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以来,痛感铁路网的战略价值,决心要修建以莫斯科—圣彼得堡为关键的全国铁路网,将***的欧洲部分,西至波兰边境南至克里米亚半岛连接起来,总里程超过4000英里,预计投资10亿法郎。为了完成此项战略基础设施计划,全俄铁路公司成立(TheGreatRussianRailwayCompany),初始资本金3亿法郎。股东包括圣彼得堡的沙皇私人银行家斯蒂格利茨(Stieglitz),华沙的弗兰克尔(Fraenkel),伦敦的巴林兄弟,阿姆斯特丹的霍普,柏林的门德尔松,以及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竞争对手,如贝列拉、马利特、福尔德和霍廷格家族等。其董事会包括由陆军军官和政府官员组成的10名***人(其中包括由沙皇任命的董事会主席),4名巴林—霍普团体的董事和5名法国银行的董事,贝列拉和福尔德双双名列其中。由此以动产信贷银行为代表的法国金融势力大规模渗透进***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诸领域,成为未来俄法同盟的大本营。[16]
1856年法国《产业》杂志评论道:“动产信贷银行注定要将影响力扩张至全球。其在巴黎的母公司经过四年发展已经成为法国业界学习的楷模,在法国之外的奥地利、西班牙、皮蒙特(北意大利)都开设了分号,一伺和约缔结(指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英法对俄和约),势必在君士坦丁堡和圣彼得堡开设分号……(由于)欧洲各国都承认,发展生产、物质进步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利益……为此,信贷是必不可少的。”[17]
而亲罗斯柴尔德的《铁路》杂志则质疑动产信贷银行的全欧扩张预计将耗资10亿法郎,这将把法国国内产业发展所需的资本抽空转移至外国。
固然受到亲罗斯柴尔德媒体的非议,动产信贷银行不为所动,依旧大踏步地向欧洲各国扩展其势力。承销奥地利、***、土耳其、美国的政府公债;投资比利时、奥地利、意大利、罗马尼亚的铁路,还有荷兰、奥地利、比利时的抵押债券;在荷兰开办蔗糖精炼厂,在布拉格开办铁厂,甚至在锡兰(斯里兰卡)搞了一个咖啡种植园。不过,动产信贷银行最大的成就是建立荷印(尼)贸易银行、国家铁路运营公司和荷印(尼)铁路公司。其中最重要的荷印(尼)贸易银行(Nederlandsch-IndischeHandelsbank)在新加坡、香港遍设分号,混业经营投资银行、抵押银行、贸易贸易等业务,并被以为是动产信贷银行的子银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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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马克思
马克思的这段评价非常有意思,他既了解信用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,又看清了实践信用理论的这帮人出于自身利益,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骗子。马克思的这段话,堪称是正确看待一切金融创新本质的经典评论。理论永远是靠人往实践的,实践理论的人有着自己的利益格式,如何将理论的目标与实践者的利益整合在一起,这是伟大的政治家与伟大的思想家之间最重要的区别。
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贝列拉家族被形容为“两类犹太人”的代表。前者是“北方犹太人”的典型,“永远冷静和理性”,对财富和利益的获取是超导状态下的低能耗与高效率。而后者代表“中部犹太人”,他们受益于法国对犹太人的宽松政策,因此在行事和生意上更开放和顾及公共利益,这种“心灵热度”将带来精力损耗和效率干扰。在当时的法国社会,罗斯柴尔德家族标志着“封建金融”,而贝列拉家族则代表着“***金融”。
贝列拉兄弟迅速完成了他们的银行组织工作,福尔德家的贝诺特(BenoitFould)出任银行第一任董事长,直到1854年退休。但是银行的日常工作一直由担任副主席的伊萨克·贝列拉负责。董事会其他成员包括在第二帝国权倾朝野的穆西(Mouchy)公爵、加利拉(Galliera)、安德瑞(Andre)伯爵、赛里尔()男爵、清教徒银行家族的查尔斯·马利特(CharlesMallet)和策划拿破仑三世政变称帝的奥古斯特·摩尼(AugustedeMorny),这个摩尼也是拿破仑三世同母异父的兄弟。[14]
在这一豪华阵容强力运作之下,动产信贷银行一经问世就爆发出惊人的能量。它定价500法郎的股票一开盘就冲上1100法郎,第4天就高达1600法郎。1856年3月摸高到1982法郎。而分红从1853年的13%上升到1855年的40%。动产信贷银行的投资者们无不喜上眉梢,而詹姆斯·罗斯柴尔德关于动产信贷银行是金融灾难的预言听起来更像个笑话。
尽管动产信贷银行是股份制银行,但其起始资金规模远落后于罗斯柴尔德银行。动产信贷银行从2000万法郎起步(贝列拉占其中29%的股份),而1852年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的资产就已经超过8800万法郎,各分支银行资产总和超过亿法郎。但是,动产信贷银行从一创建就展现出朝气、时尚、张扬和野心,同罗斯柴尔德银行的严谨、传统、低调与刻板形成鲜明对比。
在动产信贷银行里,银行家们永远被一帮朋友围绕着,每个人都竖起耳朵打听生意的动向,老主顾是要买进还是卖出。而雇员们站在楼梯上迎着顾客,周到打探是否有生意机会。每个人都急于暴富,不择手段,尽不掩饰。
这一时期是法国铁路建设的辉煌顶峰,从1851年到1856年间,铁路投资剧增5倍。50年代新修的铁路是40年代的2倍还多。随着动产信贷银行的迅速膨胀,它同罗斯柴尔德在铁路上的竞争已呈白热化。动产信贷银行很快控制了法国三条主干线路,罗斯柴尔德则牢牢死守自己原有的两条线路。动产信贷银行在各家法国铁路公司里占据了8个董事席位,罗斯柴尔德则有14个。
两个阵营的犹太银行家们在法国铁路融资上斗得难解难分。拿破仑三世偏向动产信贷银行,把一条又一条铁路线路融资的项目批给贝列拉。此时,跟天子陛下有一半血缘关系的弟弟摩尼看中了铁路这个机会,急于借此自己致富,提出应该把小铁路公司合并成几条主线。詹姆斯立即捉住机会攀上摩尼这条线。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持有价值超过2000万法郎铁路公司的股份,占银行资产的15%。这些股份在摩尼政策的鼓励下迅速升值。詹姆斯在1852年4月的一个星期里“不用掏一分钱”就净赚150万法郎。
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此时财大气粗,在争夺铁路融资项目上领跑。动产信贷银行则尽不示弱,创设出把多家铁路公司各种期限各种条件的股票和债券进行标准化“打包”,实在是堪称当今结构化融资产品的鼻祖。通过“金融创新”,动产信贷银行制造出大量新型金融产品的投资方式,填补了介于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之间的空缺,此举立即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小投资者。动产信贷公司的资产迅速增长到6000万法郎,直接挑战罗斯柴尔德在铁路融资上的老大地位。
更令詹姆斯担忧的是贝列拉正在把手伸出法国,大有横扫全欧洲之势。1853年4月2日,科隆的银行家奥本海默得到许可证,将在间隔法兰克福以南不到20英里的达姆施塔特开设一家新银行。这显然是动产信贷银行的德国翻版,而且目标直指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法兰克福银行。贝列拉、福尔德、奥本海默和动产信贷银行控制着这家新银行。[15]
贝列拉进而在1853年筹建西班牙动产信贷银行,同时策划比利时动产信贷银行。1854年又要建奥地利动产信贷银行了。不仅如此,贝列拉还将目光投向了更远的***。
***自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以来,痛感铁路网的战略价值,决心要修建以莫斯科—圣彼得堡为关键的全国铁路网,将***的欧洲部分,西至波兰边境南至克里米亚半岛连接起来,总里程超过4000英里,预计投资10亿法郎。为了完成此项战略基础设施计划,全俄铁路公司成立(TheGreatRussianRailwayCompany),初始资本金3亿法郎。股东包括圣彼得堡的沙皇私人银行家斯蒂格利茨(Stieglitz),华沙的弗兰克尔(Fraenkel),伦敦的巴林兄弟,阿姆斯特丹的霍普,柏林的门德尔松,以及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竞争对手,如贝列拉、马利特、福尔德和霍廷格家族等。其董事会包括由陆军军官和政府官员组成的10名***人(其中包括由沙皇任命的董事会主席),4名巴林—霍普团体的董事和5名法国银行的董事,贝列拉和福尔德双双名列其中。由此以动产信贷银行为代表的法国金融势力大规模渗透进***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诸领域,成为未来俄法同盟的大本营。[16]
1856年法国《产业》杂志评论道:“动产信贷银行注定要将影响力扩张至全球。其在巴黎的母公司经过四年发展已经成为法国业界学习的楷模,在法国之外的奥地利、西班牙、皮蒙特(北意大利)都开设了分号,一伺和约缔结(指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英法对俄和约),势必在君士坦丁堡和圣彼得堡开设分号……(由于)欧洲各国都承认,发展生产、物质进步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利益……为此,信贷是必不可少的。”[17]
而亲罗斯柴尔德的《铁路》杂志则质疑动产信贷银行的全欧扩张预计将耗资10亿法郎,这将把法国国内产业发展所需的资本抽空转移至外国。
固然受到亲罗斯柴尔德媒体的非议,动产信贷银行不为所动,依旧大踏步地向欧洲各国扩展其势力。承销奥地利、***、土耳其、美国的政府公债;投资比利时、奥地利、意大利、罗马尼亚的铁路,还有荷兰、奥地利、比利时的抵押债券;在荷兰开办蔗糖精炼厂,在布拉格开办铁厂,甚至在锡兰(斯里兰卡)搞了一个咖啡种植园。不过,动产信贷银行最大的成就是建立荷印(尼)贸易银行、国家铁路运营公司和荷印(尼)铁路公司。其中最重要的荷印(尼)贸易银行(Nederlandsch-IndischeHandelsbank)在新加坡、香港遍设分号,混业经营投资银行、抵押银行、贸易贸易等业务,并被以为是动产信贷银行的子银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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