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十五章 激荡3
85.土肥原贤二拉汉奸,拉不动北洋派,却拉动了民国派
华北的汉奸之父是土肥原贤二。土肥原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。学习期间与冈村宁次、板垣征四郎和阎锡山为同学,交往甚密。从1913年以后,他在中国整整活动了30年,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,还会说几种中国方言,是日本军部中最受器重的“中国通”。土肥原与板垣征四郎一样,也是日本昭和军阀中的佼佼者。土肥原当年在天津建立了特务机关,自任特务机关的机关长。
土肥原非常善于利用关系,比如,他与阎锡山的关系是非常好的,他们曾经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,土肥原到中国,首先就利用与阎锡山的关系,建立了与多个北洋军阀之间的关系,包括段祺瑞、吴佩孚、韩复榘、石友三都与土肥原交往甚密。
但是交情程度当然是不一样,比如段祺瑞、吴佩孚,是坚决不跟着日本人干的,虽然与土肥原的个人关系不错,但是一到了关键时刻真要跟着日本人干了,段祺瑞和吴佩孚是不上这个当的。还有一个北洋军阀孙传芳,土肥原也要拉他,但也没有拉动。孙传芳曾公开地对记者直斥日本的阴谋,声称绝不做傀儡政权的首领。
土肥原在前期的工作成效并不大。他在天津拼凑所谓的北洋派大同盟,是想把段祺瑞、吴佩孚、孙传芳等人拉过来,成为日本人的工具,但没有拉成,没有人跟他干。吴佩孚不干,段祺瑞不干,孙传芳也不干,所以土肥原没有办成。北洋军阀这些人物,从段祺瑞开始,到吴佩孚,再到孙传芳,他们这些人的民族气节还是可以的,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,在替日本人干还是替中国人干的问题上,他们是非常清醒的。
但是,土肥原后来拉民国派,却成功了。比如汪精卫,还有宋哲元也差一点儿。这件事很值得思考,民国是打倒北洋军阀的,而民国派首领、国民革命的主持者汪精卫却成了头号大汉奸。还有像陈公博、周佛海,那都是参加了中共“一大”的,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党员,中共“一大”的发起者和参与者,这两个人最后都脱党,成了大汉奸。
从这一点上看,民国派表面上是打着革命的旗号,暗地藏着最复杂的心态。平时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很容易,一旦帝国主义真的来了,连北洋军阀都不愿做傀儡,而整天喊打倒帝国主义,喊打倒北洋军阀口号的汪精卫,却做起了真正的帝国主义的代理人,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道“深奥莫测的、令人难解的哑谜”。
汪精卫革命了一辈子,怎么就做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,做了中国头号大汉奸?要知道汪精卫在清末的时候还刺杀过摄政王载沣,那时表现出了多大的革命勇气!最后却变成了这样一种货色,成为中国头号大汉奸。
所以说,一些假的革命者,最容易从这个极端跳到那个极端。
86.宋哲元如何最终坚定抗日决心
土肥原拉不动北洋军阀,便想方设法拉拢民国将领。其工作重点之一,就是拉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。当时中国有个非常大的特点,就是蒋介石实际上没有真正地统一中国。宋哲元是西北军的一部分,是冯玉祥军队的一部分。
中国当时分成许多派系,包括广东军阀陈济棠、广西军阀白崇禧、湖南军阀何键、四川军阀刘湘、云南军阀龙云、贵州军阀王家烈、山西军阀阎锡山、山东军阀韩复榘,还有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控制华北。中国的社会,就像板垣所讲的那样,很容易被各个击破,这些拥兵自重的地方军事领导人,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,他们都不由自主地玩弄一种平衡。
开始是在红军与蒋介石之间玩弄平衡,后来是在蒋介石与日本人之间玩弄平衡。他们当中有相当一批人存在这样的心理:完全服从国民政府,服从蒋介石是不行的,必须要靠一个力量来制约蒋介石。
靠谁的力量呢?靠日本的力量。
这一点是非常危险的。它与国内的革命战争不一样,当一个外来的力量,当日本介入之后,你想利用日本人的力量来摆平国内的一些派系,达到自己的目的,这就很危险了。
宋哲元也是位抗日英雄,但是他在抗日之前,也曾反复犹豫,反复动摇,反复在亲日与抗日之间摇摆不定。宋哲元不是不知道民族大义,但他当时为了保护自己的地盘,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,为了不让蒋介石的军队进入华北,他觉得有必要在日本华北驻屯军和蒋介石之间玩弄一种平衡,对蒋介石作出一种牵制。
当年,如果没有日本人,蒋介石的军队就有可能长驱直入,把华北占领了,而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是杂牌,将来怎么维持生存是个很大的问题。因此,宋哲元开始在日本人和蒋介石之间玩弄平衡。这种平衡术最后确实把宋哲元推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,日本人在华北步步进逼,宋哲元基本上是步步后退,眼看就要被日本人拉了过去。
从这一点看,我们最该感谢的是中国的民意。
就在宋哲元动摇不定的时候,促使他终于坚定信心,不站到日本人一边,坚决地站在中华民族一边,最大的原因来自什么呢?就是来自全国民众的抗日呼声。其中包括1935年12月爆发的北平“一二?九”学生运动,反对华北自治,要求停止内战,一致抗日;也包括上海的舆论对天津方面所产生的强大压力;还包括天津本地的报纸,天津《大公报》在1935年12月发表的社论,劝宋哲元万勿制造分裂,都起到了很大的警示作用。
若不是沸腾的全国舆论使其有“黄雀在后”之感,天知道这位后来的“抗日英雄”在日本人步步进逼面前还会干出什么事情来。
学生、报纸、记者、民意、商界,形成了非常大的压力,终于促使宋哲元下了抗日决心,与蒋介石站在一起共同反对华北自治。
这真是危难时刻救人的舆论。若没有这种舆论,不知有多少人会自觉不自觉地沦为汉奸。
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,宋哲元已经确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战略方针:坚决抗日。“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”,就是二十九军的军歌。当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,二十九军对日本侵略军采取了坚决的抵抗措施。
中华民族,经历了多少次觉醒,而到了1937年是一次比较彻底的觉醒,整个民族的觉醒。至此,抗日已经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,不是哪一个党派的问题,也不是哪一个权势集团的问题了,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面临的根本问题了。
虽然抗日战争中产生了大量的汉奸,但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,中国社会各阶层都已被动员起来了,很多抗日态度不坚定的人,包括宋哲元这样的民国将领,甚至蒋介石本人,都在国内舆论和世界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,走上了抗日的道路。到了那一刻,在中国除了汉奸,不抗日的已经没有几个人了。
板垣征四郎是东北汉奸之父,土肥原贤二是华北汉奸之父。到了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时候,板垣征四郎、土肥原贤二都作为东京国际战犯审判的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。
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真正的历史,所以说历史它是荆棘而不是花环。
87.?土肥原贤二如何为日本侵华作准备
日本侵华军队中的重要人物土肥原贤二是1945年东京审判被判处绞刑的甲级战犯,他在中国所起的作用,不仅仅是个汉奸之父,同时也是个特务头子,当然还是个著名的日军指挥官。
从这个人身上,能充分地看出日本军国主义要灭亡中华的野心。
前面说过,土肥原贤二早年与阎锡山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,那时他就与阎锡山结下了很亲密的关系。20世纪20年代土肥原贤二到山西去,当时阎锡山已经是山西的军阀,是山西王了,统一掌管山西所谓的党政军大权。老同学土肥原去看他,阎锡山待若上宾。
20世纪20年代中日关系还不是那么紧张,土肥原到了山西之后,他没有别的要求,就是要求到山西各地转转。老同学提出这个要求,这是人之常情,阎锡山便慨然应允。山西的任何地方,土肥原只要愿意去的都可以去,由阎锡山提供一切方便。
但阎锡山万万想不到,他的老同学土肥原趁在山西旅游的工夫,把山西的兵要地志作了详细的侦察和记录。尤其是走到晋北雁门关一带,土肥原一边看,一边详细地记录了路况,包括桥梁、道路和山路,重武器能不能通过,土肥原全都掌握了。
这个日本人是不是太有心了?当时日军的侵华计划还没有出来,但像土肥原贤二这样的人就已经开始行动了,不得不说日本军队内早就拥有这样一批极富侵略自觉的人,他们未雨绸缪,早在日本军部的侵华作战方案出笼之前,就抓紧作大量的战争准备。
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,日军向山西大举进犯。阎锡山事先在判断上犯了错误,他以为雁门关是天险,道路狭窄、地势起伏,桥梁的承重能力都很差,尤其是铁甲岭,根本没办法通过重武器,日军过不来,要过来也是小分队,大部队过不来。所以阎锡山对整个晋北的防备是忽略的,既没有构筑工事,也没有派适当的兵力把守,以致日军突然从雁门关这个空隙中钻了出来,而且是配备重武器的日军。
日军之所以从雁门关偷袭成功,凭借的就是将近十年前,土肥原在这一带所谓旅游时完成的兵要地志的详尽考察。最后,阎锡山的晋北抗战化为泡影,全线溃退。
从这个角度看,阎锡山在山西混了一辈子,自称山西王,结果对山西的地形还不如他的日本同学土肥原清楚,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讽刺。它不仅仅是两个同学之间的关系问题,也不仅仅是一方是中国军阀另一方是日本将领的问题,从这两个方面可以看出来,虽然像阎锡山这样的人物最后也抗日了,但他在关注国家安全、关注国家利益方面――就算只关注山西的安全利益方面,也是太粗心、太马虎了。
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,日本要灭亡中国,他们是非常有心的,是早作了准备的。所以说,为什么抗战的前期到中期,中国战场受到那么大的损失?一方面,可以说是日本的侵略成性、嗜血成性;另一方面,我们不得不说,当时中国的这些统治者,在关注中华民族的利益和中国国家利益方面是太粗心了。大量的精力被用于军阀内战,或者各个势力范围的划分。而对于整个国家安全的经营,是漏洞百出、四处破绽,于是就被侵略者轻易击溃了。
推荐都市大神老施新书:
请收藏本站:https://www.166k.cc。166小说手机版:https://m.166k.cc
华北的汉奸之父是土肥原贤二。土肥原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。学习期间与冈村宁次、板垣征四郎和阎锡山为同学,交往甚密。从1913年以后,他在中国整整活动了30年,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,还会说几种中国方言,是日本军部中最受器重的“中国通”。土肥原与板垣征四郎一样,也是日本昭和军阀中的佼佼者。土肥原当年在天津建立了特务机关,自任特务机关的机关长。
土肥原非常善于利用关系,比如,他与阎锡山的关系是非常好的,他们曾经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,土肥原到中国,首先就利用与阎锡山的关系,建立了与多个北洋军阀之间的关系,包括段祺瑞、吴佩孚、韩复榘、石友三都与土肥原交往甚密。
但是交情程度当然是不一样,比如段祺瑞、吴佩孚,是坚决不跟着日本人干的,虽然与土肥原的个人关系不错,但是一到了关键时刻真要跟着日本人干了,段祺瑞和吴佩孚是不上这个当的。还有一个北洋军阀孙传芳,土肥原也要拉他,但也没有拉动。孙传芳曾公开地对记者直斥日本的阴谋,声称绝不做傀儡政权的首领。
土肥原在前期的工作成效并不大。他在天津拼凑所谓的北洋派大同盟,是想把段祺瑞、吴佩孚、孙传芳等人拉过来,成为日本人的工具,但没有拉成,没有人跟他干。吴佩孚不干,段祺瑞不干,孙传芳也不干,所以土肥原没有办成。北洋军阀这些人物,从段祺瑞开始,到吴佩孚,再到孙传芳,他们这些人的民族气节还是可以的,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,在替日本人干还是替中国人干的问题上,他们是非常清醒的。
但是,土肥原后来拉民国派,却成功了。比如汪精卫,还有宋哲元也差一点儿。这件事很值得思考,民国是打倒北洋军阀的,而民国派首领、国民革命的主持者汪精卫却成了头号大汉奸。还有像陈公博、周佛海,那都是参加了中共“一大”的,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党员,中共“一大”的发起者和参与者,这两个人最后都脱党,成了大汉奸。
从这一点上看,民国派表面上是打着革命的旗号,暗地藏着最复杂的心态。平时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很容易,一旦帝国主义真的来了,连北洋军阀都不愿做傀儡,而整天喊打倒帝国主义,喊打倒北洋军阀口号的汪精卫,却做起了真正的帝国主义的代理人,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道“深奥莫测的、令人难解的哑谜”。
汪精卫革命了一辈子,怎么就做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,做了中国头号大汉奸?要知道汪精卫在清末的时候还刺杀过摄政王载沣,那时表现出了多大的革命勇气!最后却变成了这样一种货色,成为中国头号大汉奸。
所以说,一些假的革命者,最容易从这个极端跳到那个极端。
86.宋哲元如何最终坚定抗日决心
土肥原拉不动北洋军阀,便想方设法拉拢民国将领。其工作重点之一,就是拉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。当时中国有个非常大的特点,就是蒋介石实际上没有真正地统一中国。宋哲元是西北军的一部分,是冯玉祥军队的一部分。
中国当时分成许多派系,包括广东军阀陈济棠、广西军阀白崇禧、湖南军阀何键、四川军阀刘湘、云南军阀龙云、贵州军阀王家烈、山西军阀阎锡山、山东军阀韩复榘,还有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控制华北。中国的社会,就像板垣所讲的那样,很容易被各个击破,这些拥兵自重的地方军事领导人,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,他们都不由自主地玩弄一种平衡。
开始是在红军与蒋介石之间玩弄平衡,后来是在蒋介石与日本人之间玩弄平衡。他们当中有相当一批人存在这样的心理:完全服从国民政府,服从蒋介石是不行的,必须要靠一个力量来制约蒋介石。
靠谁的力量呢?靠日本的力量。
这一点是非常危险的。它与国内的革命战争不一样,当一个外来的力量,当日本介入之后,你想利用日本人的力量来摆平国内的一些派系,达到自己的目的,这就很危险了。
宋哲元也是位抗日英雄,但是他在抗日之前,也曾反复犹豫,反复动摇,反复在亲日与抗日之间摇摆不定。宋哲元不是不知道民族大义,但他当时为了保护自己的地盘,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,为了不让蒋介石的军队进入华北,他觉得有必要在日本华北驻屯军和蒋介石之间玩弄一种平衡,对蒋介石作出一种牵制。
当年,如果没有日本人,蒋介石的军队就有可能长驱直入,把华北占领了,而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是杂牌,将来怎么维持生存是个很大的问题。因此,宋哲元开始在日本人和蒋介石之间玩弄平衡。这种平衡术最后确实把宋哲元推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,日本人在华北步步进逼,宋哲元基本上是步步后退,眼看就要被日本人拉了过去。
从这一点看,我们最该感谢的是中国的民意。
就在宋哲元动摇不定的时候,促使他终于坚定信心,不站到日本人一边,坚决地站在中华民族一边,最大的原因来自什么呢?就是来自全国民众的抗日呼声。其中包括1935年12月爆发的北平“一二?九”学生运动,反对华北自治,要求停止内战,一致抗日;也包括上海的舆论对天津方面所产生的强大压力;还包括天津本地的报纸,天津《大公报》在1935年12月发表的社论,劝宋哲元万勿制造分裂,都起到了很大的警示作用。
若不是沸腾的全国舆论使其有“黄雀在后”之感,天知道这位后来的“抗日英雄”在日本人步步进逼面前还会干出什么事情来。
学生、报纸、记者、民意、商界,形成了非常大的压力,终于促使宋哲元下了抗日决心,与蒋介石站在一起共同反对华北自治。
这真是危难时刻救人的舆论。若没有这种舆论,不知有多少人会自觉不自觉地沦为汉奸。
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,宋哲元已经确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战略方针:坚决抗日。“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”,就是二十九军的军歌。当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,二十九军对日本侵略军采取了坚决的抵抗措施。
中华民族,经历了多少次觉醒,而到了1937年是一次比较彻底的觉醒,整个民族的觉醒。至此,抗日已经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,不是哪一个党派的问题,也不是哪一个权势集团的问题了,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面临的根本问题了。
虽然抗日战争中产生了大量的汉奸,但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,中国社会各阶层都已被动员起来了,很多抗日态度不坚定的人,包括宋哲元这样的民国将领,甚至蒋介石本人,都在国内舆论和世界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,走上了抗日的道路。到了那一刻,在中国除了汉奸,不抗日的已经没有几个人了。
板垣征四郎是东北汉奸之父,土肥原贤二是华北汉奸之父。到了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时候,板垣征四郎、土肥原贤二都作为东京国际战犯审判的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。
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真正的历史,所以说历史它是荆棘而不是花环。
87.?土肥原贤二如何为日本侵华作准备
日本侵华军队中的重要人物土肥原贤二是1945年东京审判被判处绞刑的甲级战犯,他在中国所起的作用,不仅仅是个汉奸之父,同时也是个特务头子,当然还是个著名的日军指挥官。
从这个人身上,能充分地看出日本军国主义要灭亡中华的野心。
前面说过,土肥原贤二早年与阎锡山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,那时他就与阎锡山结下了很亲密的关系。20世纪20年代土肥原贤二到山西去,当时阎锡山已经是山西的军阀,是山西王了,统一掌管山西所谓的党政军大权。老同学土肥原去看他,阎锡山待若上宾。
20世纪20年代中日关系还不是那么紧张,土肥原到了山西之后,他没有别的要求,就是要求到山西各地转转。老同学提出这个要求,这是人之常情,阎锡山便慨然应允。山西的任何地方,土肥原只要愿意去的都可以去,由阎锡山提供一切方便。
但阎锡山万万想不到,他的老同学土肥原趁在山西旅游的工夫,把山西的兵要地志作了详细的侦察和记录。尤其是走到晋北雁门关一带,土肥原一边看,一边详细地记录了路况,包括桥梁、道路和山路,重武器能不能通过,土肥原全都掌握了。
这个日本人是不是太有心了?当时日军的侵华计划还没有出来,但像土肥原贤二这样的人就已经开始行动了,不得不说日本军队内早就拥有这样一批极富侵略自觉的人,他们未雨绸缪,早在日本军部的侵华作战方案出笼之前,就抓紧作大量的战争准备。
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,日军向山西大举进犯。阎锡山事先在判断上犯了错误,他以为雁门关是天险,道路狭窄、地势起伏,桥梁的承重能力都很差,尤其是铁甲岭,根本没办法通过重武器,日军过不来,要过来也是小分队,大部队过不来。所以阎锡山对整个晋北的防备是忽略的,既没有构筑工事,也没有派适当的兵力把守,以致日军突然从雁门关这个空隙中钻了出来,而且是配备重武器的日军。
日军之所以从雁门关偷袭成功,凭借的就是将近十年前,土肥原在这一带所谓旅游时完成的兵要地志的详尽考察。最后,阎锡山的晋北抗战化为泡影,全线溃退。
从这个角度看,阎锡山在山西混了一辈子,自称山西王,结果对山西的地形还不如他的日本同学土肥原清楚,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讽刺。它不仅仅是两个同学之间的关系问题,也不仅仅是一方是中国军阀另一方是日本将领的问题,从这两个方面可以看出来,虽然像阎锡山这样的人物最后也抗日了,但他在关注国家安全、关注国家利益方面――就算只关注山西的安全利益方面,也是太粗心、太马虎了。
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,日本要灭亡中国,他们是非常有心的,是早作了准备的。所以说,为什么抗战的前期到中期,中国战场受到那么大的损失?一方面,可以说是日本的侵略成性、嗜血成性;另一方面,我们不得不说,当时中国的这些统治者,在关注中华民族的利益和中国国家利益方面是太粗心了。大量的精力被用于军阀内战,或者各个势力范围的划分。而对于整个国家安全的经营,是漏洞百出、四处破绽,于是就被侵略者轻易击溃了。
推荐都市大神老施新书:
请收藏本站:https://www.166k.cc。166小说手机版:https://m.166k.c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