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章 严酷的筛选1
从世界政党史上你很难找到,甚至根本找不到,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,领导层像割韭菜一样,一批一批被对方屠杀。这就是中国革命和其他革命都无法类比的空前残酷性。大量的牺牲,国民党的屠杀政策,确实吓倒了我们一批人,从而让中国的革命道路充满了艰辛。中国革命也有很多人投机,甚至是数量不少的人投机,但是投机中国革命,要走到底太难了。因为中国革命的这种生死考验太多了。
35.叛徒与奸细让中国革命无比艰辛
从世界政党史上你很难找到,甚至根本找不到,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,领导层像割韭菜一样,一批一批被对方屠杀。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,有一批伟人,一批真人,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艰难成长起来,同时也付出了极大的艰辛。
1927年大革命失败,中国共产党遭受严重损失。
1934年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,红军被迫长征,中国共产党遭受严重损失。
在这两次大的损失面前,有两个很鲜明的特征。一方面,一批共产党人尸横遍野,血流成河;另一方面,大量的叛徒,为了自己的苟安,为了自己的个人私利,抛弃自己的理想,甚至出卖自己的同志。
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”就是这样。
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”的“清党”、“宁可错杀,不可错放”,共产党人尸横遍野、血流成河。李大钊、罗亦农、赵世炎、陈延年、李启汉、萧楚女、邓培、向警予、熊雄、夏明翰、陈乔年、张太雷等多名领导人相继遇害。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中,组织被打散,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。彷徨动摇者纷纷脱党,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,并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。
江苏省委书记赵世炎就是被江苏省委秘书长出卖的,并且是叛徒亲自带人上门抓的。
赵世炎被捕牺牲,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继任江苏省委书记,又被江苏省委的交通员带人上门抓捕。
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”中牺牲的最高领导人是罗亦农,罗亦农是被谁出卖的?被朱德的前夫人贺治华出卖。贺治华做过朱德夫人,后来离开了朱德,又找了党内另外一位同志叫何家兴。贺治华和何家兴两个人合谋把罗亦农出卖了,其目的是为了到德国定居,两张到德国的护照和3000美元的奖金,就把政治局常委、政治局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出卖了。
而且贺治华竟然带人上门抓捕罗亦农。罗亦农当时本来有脱逃的机会,因为贺治华带领巡捕来抓时,他还没有回来,他夫人急中生智,把门口的一盆花给推倒,已经发出信号了。但是那天下着蒙蒙细雨,罗亦农打着伞,低头躲雨没有看见门口的信号,进门就被抓了。
那一天还有一个险情,本来罗亦农约邓小平谈话,邓小平晚到了几分钟,如果邓小平早到几分钟,那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又在哪里?
从这些事例来看,中国革命何其艰难,而且也有很大的偶然性,就像恩格斯讲的那样,历史的必然通过大量的历史偶然去实现。
邓小平后来向周恩来报告,贺治华叛变。周恩来同志当时非常谨慎地说,我们还要调查,还要了解贺治华是不是叛变。最后,证实了贺治华叛变,贺治华的丈夫何家兴被打死在床上,贺治华在床上也挨了一枪,没有被打死,被打瞎了一只眼睛。
列宁被捕流放过两次。
托洛茨基被捕流放过两次。
布哈林被捕流放过三次。
加米涅夫被判处终身流放。
加里宁多次被捕流放。
捷尔任斯基多次被捕流放。
奥尔忠尼启则多次被捕流放。
古比雪夫多次被捕流放。
斯维尔德洛夫先后被关押和监禁达12年之久。
斯大林被捕流放竟然达到7次之多。
若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成为蒋介石,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能存几人?谁又将去领导改变了整个20世纪的十月革命?
在中国,共产党人只要一次被捕,便很难生还。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后本已叛变,蒋介石也只让他活了三天。蒋记政治词汇中充满了“枪决”、“斩决”、“立决”、“立斩决”、“见电立决”,根本没有“流放”这个字眼。
这就是中国革命和其他革命都无法类比的空前残酷性。大量的牺牲,国民党的屠杀政策,确实吓倒了我们一批人,从而让中国的革命道路充满了艰辛。
36.中国革命对共产党人严酷的筛选
拿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类比,列宁、托洛茨基、斯大林等都多次被捕流放。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如果采取蒋介石的屠杀政策,俄国革命是难以达成的,领袖基本都被杀掉。
中国革命呈现出空前的惨痛性。
到了中央红军长征后,共产党仍旧面临着这样的局面。
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、红十军团团长刘畴西、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、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人,都被敌人捕获枪杀。
中华苏维埃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(何叔衡与毛泽东同志同为中共“一大”湖南的代表)、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等人,在战场上牺牲。
新中国同龄人都记得这三部作品,方志敏的《可爱的中国》、瞿秋白的《多余的话》、刘伯坚的《带镣行》,都是他们在铁窗中对中国命运的思索。
是文学,也是历史,更是一腔热血。
国民党南昌行营有如下记载:
“截至本月底(注:1935年3月底),江西清剿军先后在于都、会昌俘红军六千余人,步枪手枪两千余支,机关枪五十余挺。在瑞金俘红军三千余人,掘出埋藏步枪身八千支,机关枪二百余挺,炮身十余门,迫击炮十余门,图书三十余箱,铜锡两百余担。”
与牺牲伴随的是工农红军转移前后一批人的叛变,历史作为洪钟,默默接纳着,又默默展示着这千千万万令人惊心动魄的嬗变。
我们看看从1930年到1934年期间所出现的叛徒。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,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,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李竹声、盛中亮被捕叛变。这些叛徒可绝不仅仅是一般的人物。这些人都是中央政治局以上的人物。
中央红军在1934年进行战略转移的前后:
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;
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叛变;
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;
闽浙赣省委书记曾洪易叛变;
闽北分区司令李德胜叛变;
闽赣分区司令宋清泉叛变;
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叛变;
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佑叛变;
红十军副师长倪宝树叛变;
瑞金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叛变。
我们可以看到,中央苏区军以上干部叛变的也不少,这就是我们讲到任何革命都有投机。
中国革命没有投机吗?中国革命也有很多人投机,甚至是数量不少的人投机,但是投机中国革命,要走到底太难了,因为中国革命的这种生死考验太多了。
这些人坚持到了这么高的职务,最后还是坚持不住,纷纷叛变。中国革命所呈现的这种大浪淘沙,可能超越任何国家。
这就是新中国奠定的时候带出的是一支非常精锐的队伍的原因。这种筛选太厉害了,是非常严酷的筛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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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.叛徒与奸细让中国革命无比艰辛
从世界政党史上你很难找到,甚至根本找不到,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,领导层像割韭菜一样,一批一批被对方屠杀。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,有一批伟人,一批真人,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艰难成长起来,同时也付出了极大的艰辛。
1927年大革命失败,中国共产党遭受严重损失。
1934年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,红军被迫长征,中国共产党遭受严重损失。
在这两次大的损失面前,有两个很鲜明的特征。一方面,一批共产党人尸横遍野,血流成河;另一方面,大量的叛徒,为了自己的苟安,为了自己的个人私利,抛弃自己的理想,甚至出卖自己的同志。
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”就是这样。
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”的“清党”、“宁可错杀,不可错放”,共产党人尸横遍野、血流成河。李大钊、罗亦农、赵世炎、陈延年、李启汉、萧楚女、邓培、向警予、熊雄、夏明翰、陈乔年、张太雷等多名领导人相继遇害。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中,组织被打散,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。彷徨动摇者纷纷脱党,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,并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。
江苏省委书记赵世炎就是被江苏省委秘书长出卖的,并且是叛徒亲自带人上门抓的。
赵世炎被捕牺牲,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继任江苏省委书记,又被江苏省委的交通员带人上门抓捕。
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”中牺牲的最高领导人是罗亦农,罗亦农是被谁出卖的?被朱德的前夫人贺治华出卖。贺治华做过朱德夫人,后来离开了朱德,又找了党内另外一位同志叫何家兴。贺治华和何家兴两个人合谋把罗亦农出卖了,其目的是为了到德国定居,两张到德国的护照和3000美元的奖金,就把政治局常委、政治局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出卖了。
而且贺治华竟然带人上门抓捕罗亦农。罗亦农当时本来有脱逃的机会,因为贺治华带领巡捕来抓时,他还没有回来,他夫人急中生智,把门口的一盆花给推倒,已经发出信号了。但是那天下着蒙蒙细雨,罗亦农打着伞,低头躲雨没有看见门口的信号,进门就被抓了。
那一天还有一个险情,本来罗亦农约邓小平谈话,邓小平晚到了几分钟,如果邓小平早到几分钟,那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又在哪里?
从这些事例来看,中国革命何其艰难,而且也有很大的偶然性,就像恩格斯讲的那样,历史的必然通过大量的历史偶然去实现。
邓小平后来向周恩来报告,贺治华叛变。周恩来同志当时非常谨慎地说,我们还要调查,还要了解贺治华是不是叛变。最后,证实了贺治华叛变,贺治华的丈夫何家兴被打死在床上,贺治华在床上也挨了一枪,没有被打死,被打瞎了一只眼睛。
列宁被捕流放过两次。
托洛茨基被捕流放过两次。
布哈林被捕流放过三次。
加米涅夫被判处终身流放。
加里宁多次被捕流放。
捷尔任斯基多次被捕流放。
奥尔忠尼启则多次被捕流放。
古比雪夫多次被捕流放。
斯维尔德洛夫先后被关押和监禁达12年之久。
斯大林被捕流放竟然达到7次之多。
若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成为蒋介石,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能存几人?谁又将去领导改变了整个20世纪的十月革命?
在中国,共产党人只要一次被捕,便很难生还。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后本已叛变,蒋介石也只让他活了三天。蒋记政治词汇中充满了“枪决”、“斩决”、“立决”、“立斩决”、“见电立决”,根本没有“流放”这个字眼。
这就是中国革命和其他革命都无法类比的空前残酷性。大量的牺牲,国民党的屠杀政策,确实吓倒了我们一批人,从而让中国的革命道路充满了艰辛。
36.中国革命对共产党人严酷的筛选
拿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类比,列宁、托洛茨基、斯大林等都多次被捕流放。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如果采取蒋介石的屠杀政策,俄国革命是难以达成的,领袖基本都被杀掉。
中国革命呈现出空前的惨痛性。
到了中央红军长征后,共产党仍旧面临着这样的局面。
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、红十军团团长刘畴西、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、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人,都被敌人捕获枪杀。
中华苏维埃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(何叔衡与毛泽东同志同为中共“一大”湖南的代表)、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等人,在战场上牺牲。
新中国同龄人都记得这三部作品,方志敏的《可爱的中国》、瞿秋白的《多余的话》、刘伯坚的《带镣行》,都是他们在铁窗中对中国命运的思索。
是文学,也是历史,更是一腔热血。
国民党南昌行营有如下记载:
“截至本月底(注:1935年3月底),江西清剿军先后在于都、会昌俘红军六千余人,步枪手枪两千余支,机关枪五十余挺。在瑞金俘红军三千余人,掘出埋藏步枪身八千支,机关枪二百余挺,炮身十余门,迫击炮十余门,图书三十余箱,铜锡两百余担。”
与牺牲伴随的是工农红军转移前后一批人的叛变,历史作为洪钟,默默接纳着,又默默展示着这千千万万令人惊心动魄的嬗变。
我们看看从1930年到1934年期间所出现的叛徒。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,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,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李竹声、盛中亮被捕叛变。这些叛徒可绝不仅仅是一般的人物。这些人都是中央政治局以上的人物。
中央红军在1934年进行战略转移的前后:
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;
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叛变;
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;
闽浙赣省委书记曾洪易叛变;
闽北分区司令李德胜叛变;
闽赣分区司令宋清泉叛变;
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叛变;
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佑叛变;
红十军副师长倪宝树叛变;
瑞金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叛变。
我们可以看到,中央苏区军以上干部叛变的也不少,这就是我们讲到任何革命都有投机。
中国革命没有投机吗?中国革命也有很多人投机,甚至是数量不少的人投机,但是投机中国革命,要走到底太难了,因为中国革命的这种生死考验太多了。
这些人坚持到了这么高的职务,最后还是坚持不住,纷纷叛变。中国革命所呈现的这种大浪淘沙,可能超越任何国家。
这就是新中国奠定的时候带出的是一支非常精锐的队伍的原因。这种筛选太厉害了,是非常严酷的筛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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