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五章 火种2
25.南昌起义中朱德发挥了怎样的作用(下)
1927年9月,南昌起义部队在三河坝兵分两路。
在三河坝,部队留下二十五师,主力由周恩来、叶挺、贺龙、刘伯承等同志率领南下,直奔潮汕,夺取海陆丰这一带,争取获得一个港口接受可能来自共产国际或者苏联的军火援助。
朱德率领部分兵力留守三河坝,阻击国民党抄袭起义军的后路,阻击几天之后,可以南下和主力会合。
就这是著名的“三河坝分兵”。
朱德率领的这“部分兵力”,是第十一军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育团,共计4000余人。经过三天三夜的阻击,部队伤亡很大,撤出三河坝时仅剩2000多人。
朱老总完成了三河坝的阻击任务,准备南下与主力会合。
这时候,南下一些失散的官兵跑回来告诉朱老总,主力南下作战失败,只有1200余人进入海陆丰地区,领导人分散突围。
这是非常严重的消息,周恩来同志、聂荣臻同志去了香港,叶挺同志去了南洋,贺龙同志去了湖南,刘伯承同志去了上海。当时从南部跑回来的一些官兵讲:“主力都散了,我们不是主力还在这干什么?我们也散伙算了。”
部队面临一触即散的架势。当时如果没有朱老总,这支队伍很可能就溃散了。
在关键时刻,首先站出来的是朱德。
朱德说队伍不能散,主力打散了,但我们不能散,我们还有人,还有枪,有人、有枪就有办法。
后来很多当时留在三河坝的同志回忆,部队勉强听取了朱德的意见,非常勉强。因为部队不是他的,是叶挺的二十五师,朱德只是负责指挥。叶挺主力在南下作战全军覆没,二十五师走投无路,这个老同志说他有办法,大家姑且跟他干干,看他有什么办法。
队伍勉强没有散。
南昌天气非常热,部队虽然摆脱了追敌,但常受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,不得不在山谷小道上穿行,在林中宿营。起义队伍穿短衣短裤,跟着朱老总走,一直走到10月底,走到江西安远天心圩,队伍还是短衣短裤,没有备装、没有食品、没有药品、没有弹药、没有给养,越走人心越散,越走队伍越散。
杨至成上将后来回忆说:“每个人都考虑着同样的问题:现在部队失败了,到处都是敌人,我们这一支孤军,一无给养,二无援兵,应当怎样办?该走到哪里去?”
各级干部纷纷离队。
一些高级领导干部,有的先辞后别,有的不辞而别。
七十五团团长张启图后来在上海写了一份《关于七十五团在南昌暴动中斗争经过报告》,向中央陈述当时情况:“师长、团长均逃走,各营、连长亦多离开。”
2000多人的三河坝队伍走到最后只剩下800余人。后来中央接到报告,报告中写到南昌起义部队的窘境,师长、团长均逃跑,各营、连长直接离开。师以上军事干部只剩朱德一人,政工干部一个不剩,团级军事干部只剩王尔琢,政工干部只剩陈毅,队伍面临一哄而散之势。
在这个中国革命最关键的时刻,八一南昌起义的火种,28000多人的八一南昌起义队伍,最后上井冈山的只剩800余人。
这800余人能不能保留下来?
对丧魂落魄者来说这800余人是残兵败将。
对胸怀大志者来说这800余人是一堆可以燎原的火种。
人数都放在这儿了,作为领导、革命者,你怎么认识这个队伍?
很多人动摇了,很多人撤走了,很多人转移了,很多人放弃了。
在最关键时刻站出来的又是朱德,在天心圩的军人大会上,朱德首先站出来稳住了这支队伍。
26.周恩来如何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与教训
南昌起义在军、师两级设立了党代表,团、营、连三级设立政治指导员。这一体制到1927年10月底崩溃,所有师以上党的领导人均已离队,只剩一个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。
军事干部也是如此。师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一个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。
领导干部如此,下面更难控制。
营长、连长们结着伙走,还有的把自己部队拉走,带一个排、一个连公开离队。
剩下来的便要求分散活动。
林彪带着几个黄埔四期毕业的连长找陈毅,现在部队不行了,一碰就垮,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,不如现在穿便衣,到上海另外去搞。
后来人们把这段话作为林彪在关键时刻对革命动摇、想当逃兵的证据,其实言之过重了。在当时那种局面下,地位比林彪高且不打招呼就脱离队伍的人比比皆是。很多走的人都如林彪所想,不是去上海便是去香港“另搞”。若说都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也许太重,起码对这支行将溃散的武装能有多大作为不抱信心。
1927年10月3日,前敌委员会的流沙会议,是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的最后一次会议。
会议由周恩来主持。他当时正在发高烧,被人用担架抬到会场。郭沫若回忆说,周恩来“脸色显得碧青。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,简单地检讨了一下。第一是我们的战术错误,我们的情报太疏忽,我们太把敌人轻视了;其次是在行军的途中,对于军队的政治工作懈怠了;再次是我们的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”。
可以想见,当时周恩来是怎样一种心情。
别人的心情也是一样。周恩来报告后,“叶、贺部队”的叶挺说:“到了今天,只好当流寇,还有什么好说!”党史专家们后来解释,叶的所谓“流寇”,是指打游击。贺龙则表示:“我心不甘,我要干到底。就让我回到湘西,我要卷土重来。”
这样的表态也没有搞完,村外山头上发现敌人尖兵,会议匆匆散了。
分头撤退途中,队伍被敌人冲散。连给周恩来抬担架的队员也在混乱中溜走了,身边只剩下叶挺和聂荣臻。三个人仅叶挺有一支小手枪,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。若不是遇到中共汕头市委书记、周恩来的老朋友杨石魂搭救,三位真是生死难卜。
聂荣臻回忆这段经历时说:“那条船,实在太小,真是一叶扁舟。我们四个人――恩来、叶挺、我和杨石魂,再加上船工,把小船挤得满满的。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,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。我们仨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。船太小,舱面没多少地方,风浪又大,小船摇晃得厉害,我们站不稳,甚至也坐不稳。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,以免被晃到海里去。这段行程相当艰难,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,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。”
新中国成立后,周恩来在总结南昌起义经验与教训时,讲过几段话,“南昌起义后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,起义后不该把军队拉走,即使要走,也不应走得太远,但共产国际却指示起义军一定要南下广东,以占领一个出海口,致使起义军长途跋涉南下,终于在优势敌兵的围攻下遭到失败”,“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名义,南下广东,想依赖外援,攻打大城市,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,实行土地革命,建立农村根据地,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”。
这就不仅是当年所说的“战术错误”、“情报疏忽”、“政治工作懈怠”和“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”了,而涉及方向和道路的选择问题。
1965年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时,也谈到南昌起义。他对周恩来说,你领导的那个南昌起义,失败以后,部队往海边撤退,想得到苏联的接济,那是“上海”,不是“上山”,那是错了。周恩来马上接过来说,是错了,主席上了井冈山,是正确的。
应该再补充一句:幸亏南昌起义的部分部队也上了井冈山。想得到苏联接济的起义部队主力,在“上海”过程中失败了。但“上山”的那部分力量,则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战斗力的核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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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7年9月,南昌起义部队在三河坝兵分两路。
在三河坝,部队留下二十五师,主力由周恩来、叶挺、贺龙、刘伯承等同志率领南下,直奔潮汕,夺取海陆丰这一带,争取获得一个港口接受可能来自共产国际或者苏联的军火援助。
朱德率领部分兵力留守三河坝,阻击国民党抄袭起义军的后路,阻击几天之后,可以南下和主力会合。
就这是著名的“三河坝分兵”。
朱德率领的这“部分兵力”,是第十一军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育团,共计4000余人。经过三天三夜的阻击,部队伤亡很大,撤出三河坝时仅剩2000多人。
朱老总完成了三河坝的阻击任务,准备南下与主力会合。
这时候,南下一些失散的官兵跑回来告诉朱老总,主力南下作战失败,只有1200余人进入海陆丰地区,领导人分散突围。
这是非常严重的消息,周恩来同志、聂荣臻同志去了香港,叶挺同志去了南洋,贺龙同志去了湖南,刘伯承同志去了上海。当时从南部跑回来的一些官兵讲:“主力都散了,我们不是主力还在这干什么?我们也散伙算了。”
部队面临一触即散的架势。当时如果没有朱老总,这支队伍很可能就溃散了。
在关键时刻,首先站出来的是朱德。
朱德说队伍不能散,主力打散了,但我们不能散,我们还有人,还有枪,有人、有枪就有办法。
后来很多当时留在三河坝的同志回忆,部队勉强听取了朱德的意见,非常勉强。因为部队不是他的,是叶挺的二十五师,朱德只是负责指挥。叶挺主力在南下作战全军覆没,二十五师走投无路,这个老同志说他有办法,大家姑且跟他干干,看他有什么办法。
队伍勉强没有散。
南昌天气非常热,部队虽然摆脱了追敌,但常受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,不得不在山谷小道上穿行,在林中宿营。起义队伍穿短衣短裤,跟着朱老总走,一直走到10月底,走到江西安远天心圩,队伍还是短衣短裤,没有备装、没有食品、没有药品、没有弹药、没有给养,越走人心越散,越走队伍越散。
杨至成上将后来回忆说:“每个人都考虑着同样的问题:现在部队失败了,到处都是敌人,我们这一支孤军,一无给养,二无援兵,应当怎样办?该走到哪里去?”
各级干部纷纷离队。
一些高级领导干部,有的先辞后别,有的不辞而别。
七十五团团长张启图后来在上海写了一份《关于七十五团在南昌暴动中斗争经过报告》,向中央陈述当时情况:“师长、团长均逃走,各营、连长亦多离开。”
2000多人的三河坝队伍走到最后只剩下800余人。后来中央接到报告,报告中写到南昌起义部队的窘境,师长、团长均逃跑,各营、连长直接离开。师以上军事干部只剩朱德一人,政工干部一个不剩,团级军事干部只剩王尔琢,政工干部只剩陈毅,队伍面临一哄而散之势。
在这个中国革命最关键的时刻,八一南昌起义的火种,28000多人的八一南昌起义队伍,最后上井冈山的只剩800余人。
这800余人能不能保留下来?
对丧魂落魄者来说这800余人是残兵败将。
对胸怀大志者来说这800余人是一堆可以燎原的火种。
人数都放在这儿了,作为领导、革命者,你怎么认识这个队伍?
很多人动摇了,很多人撤走了,很多人转移了,很多人放弃了。
在最关键时刻站出来的又是朱德,在天心圩的军人大会上,朱德首先站出来稳住了这支队伍。
26.周恩来如何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与教训
南昌起义在军、师两级设立了党代表,团、营、连三级设立政治指导员。这一体制到1927年10月底崩溃,所有师以上党的领导人均已离队,只剩一个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。
军事干部也是如此。师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一个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。
领导干部如此,下面更难控制。
营长、连长们结着伙走,还有的把自己部队拉走,带一个排、一个连公开离队。
剩下来的便要求分散活动。
林彪带着几个黄埔四期毕业的连长找陈毅,现在部队不行了,一碰就垮,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,不如现在穿便衣,到上海另外去搞。
后来人们把这段话作为林彪在关键时刻对革命动摇、想当逃兵的证据,其实言之过重了。在当时那种局面下,地位比林彪高且不打招呼就脱离队伍的人比比皆是。很多走的人都如林彪所想,不是去上海便是去香港“另搞”。若说都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也许太重,起码对这支行将溃散的武装能有多大作为不抱信心。
1927年10月3日,前敌委员会的流沙会议,是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的最后一次会议。
会议由周恩来主持。他当时正在发高烧,被人用担架抬到会场。郭沫若回忆说,周恩来“脸色显得碧青。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,简单地检讨了一下。第一是我们的战术错误,我们的情报太疏忽,我们太把敌人轻视了;其次是在行军的途中,对于军队的政治工作懈怠了;再次是我们的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”。
可以想见,当时周恩来是怎样一种心情。
别人的心情也是一样。周恩来报告后,“叶、贺部队”的叶挺说:“到了今天,只好当流寇,还有什么好说!”党史专家们后来解释,叶的所谓“流寇”,是指打游击。贺龙则表示:“我心不甘,我要干到底。就让我回到湘西,我要卷土重来。”
这样的表态也没有搞完,村外山头上发现敌人尖兵,会议匆匆散了。
分头撤退途中,队伍被敌人冲散。连给周恩来抬担架的队员也在混乱中溜走了,身边只剩下叶挺和聂荣臻。三个人仅叶挺有一支小手枪,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。若不是遇到中共汕头市委书记、周恩来的老朋友杨石魂搭救,三位真是生死难卜。
聂荣臻回忆这段经历时说:“那条船,实在太小,真是一叶扁舟。我们四个人――恩来、叶挺、我和杨石魂,再加上船工,把小船挤得满满的。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,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。我们仨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。船太小,舱面没多少地方,风浪又大,小船摇晃得厉害,我们站不稳,甚至也坐不稳。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,以免被晃到海里去。这段行程相当艰难,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,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。”
新中国成立后,周恩来在总结南昌起义经验与教训时,讲过几段话,“南昌起义后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,起义后不该把军队拉走,即使要走,也不应走得太远,但共产国际却指示起义军一定要南下广东,以占领一个出海口,致使起义军长途跋涉南下,终于在优势敌兵的围攻下遭到失败”,“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名义,南下广东,想依赖外援,攻打大城市,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,实行土地革命,建立农村根据地,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”。
这就不仅是当年所说的“战术错误”、“情报疏忽”、“政治工作懈怠”和“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”了,而涉及方向和道路的选择问题。
1965年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时,也谈到南昌起义。他对周恩来说,你领导的那个南昌起义,失败以后,部队往海边撤退,想得到苏联的接济,那是“上海”,不是“上山”,那是错了。周恩来马上接过来说,是错了,主席上了井冈山,是正确的。
应该再补充一句:幸亏南昌起义的部分部队也上了井冈山。想得到苏联接济的起义部队主力,在“上海”过程中失败了。但“上山”的那部分力量,则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战斗力的核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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