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三章 枪杆子4
22.“中山舰事件”后蒋介石如何排挤共产党人
1926年3月发生的“中山舰事件”,是一个到今天来看都没有完全清理、梳理得非常清楚的事件。非常典型的事例是蒋介石指责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是共产党人,他要劫持蒋介石,是个反革命事件。策划这个事件的是中共,是苏联顾问团,是汪精卫。
“中山舰事件”大致的脉络是这样。
1925年8月,廖仲恺被刺,是个意外事件,令蒋介石一石三鸟。
1926年3月,“中山舰事件”,是个人为事件,是蒋介石一手炮制的事件,又是一石三鸟。
只不过,蒋介石将这后一个一石三鸟推后了7个月。
国民党被鲍罗廷由一个松散的组织造就为一个虎虎有生气的组织,在这个组织的全部力量转到自己门下之前,他还需要鲍罗廷的力量和影响,更重要的是时间,来消化这些力量。
西山会议派攻击他将鲍罗廷“禀为师保,凡政府一切重大计议,悉听命于鲍”,“甚至关于党政一切重要会议,概由鲍召集于其私寓,俨然形成一太上政府”,他不但不在意,反而说作为总司令,只有法国福煦元帅的地位可同鲍罗廷相比。他反复引用孙中山曾说过的话——鲍罗廷的意见就是他的意见。因此,追随鲍罗廷就是追随孙中山。
他在等待时机。
时机来了。
第二次东征大捷使蒋介石军功威名如日中天。返归广州途中沿途男女老幼观者如堵,道为之塞,至汕头盛况空前。社会各团体整齐列队欢迎,民众簇拥,万头攒动。一路军乐悠扬,鞭炮毕剥,工会前导,次枪队,次步兵,次汽车,卫队为殿,连孙中山当年也没有如此之风光。
广州的汪精卫、谭延闿、伍朝枢、古应芬、宋子文联名电蒋:“我兄建此伟功,承总理未竟之志,成广东统一之局,树国民革命之声威,凡属同志,莫不钦感。东征功成,省中大计诸待商榷,凯旋有日,尚祈示知,是所祷企。”
国民政府要员站成一列,以前所未有的谦恭,向军权在握的新秀蒋介石致敬。
事情并未到此为止。
1926年1月广州举行国民党“二大”,到会代表256人,选举中执委时,有效票总数249张,蒋介石得票248张,以最高票数当选中央执行委员。
这就是蒋介石后来说的,21岁入党到40岁当上中央委员,相距了20年之久。
这一年蒋介石40岁。
会议代表中共产党员占100人左右,基本都投了蒋的票。
差的一票也许是他未投自己?起码给人以这样的印象,反而显得更加谦虚。
248强于249。
得票245张的宋庆龄在国民党“二大”讲话中赞扬东征胜利之后的广东形势:“此间一切的政治军事都很有进步,而且比先生在的时候弄得更好。”
一句“比先生在的时候弄得更好”从宋庆龄口中说出来,便是最高的夸赞。
国民党“一大”连张入场券都未弄到的蒋介石,个人声名在国民党“二大”达到顶点。
广州第一公园大门口出现一副对联,上联“精卫填海”,下联“介石补天”。
人们再也不记得还对什么人有过这种夸赞。
声名达到顶点后,他便动手了。
1926年3月,“中山舰事件”来了,鲍罗廷恰巧不在。
广州的苏联顾问全部被软禁,再用“整理党务案”把鲍罗廷架空。什么叫做“整理党务案”?就是把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权力核心的全部清退,尤其是把共产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影响,全部清除。“整理党务案”完成,中国共产党人被迫退出国民党中央,被迫退出蒋介石掌握的最核心的军队黄埔党军第一军。在第一军内,要么是共产党你就退出,要么是国民党你才能够保留。国民党中央也是这样。
架空鲍罗廷,清除共产党,两个任务完成。
第三个就是汪精卫了。
汪精卫后来回忆:“3月20日之事,事前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丝毫不知道。我那时是政治委员会主席,我的责任应该怎样?3月20日,广州戒严,军事委员会并不知道。我是军事委员会主席,我的责任应该怎样?”
他斥责蒋介石的行动是“造反”。
但斥责完之后,他也只有闭门谢客,悄然隐藏起来。
军权全部在蒋介石手中掌握着,汪精卫虽是军事委员会主席,但手里没兵,也没有办法。
4月初,汪精卫便以就医为名,由广州去了香港,再由香港去了马赛,躲了起来。
蒋介石当时指责汪精卫与中共串通要把他劫持到海外,所以他发动了“中山舰事件”。汪精卫倒不用蒋介石劫持他,自己就悄悄地跑掉了。自此,再没有人能够阻挡蒋介石攫取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了。
革命斗争中并不排除充分利用矛盾、施展纵横捭阖之术,但这一切必须建立在依靠和壮大自己力量的基础上,鲍罗廷恰恰丢掉了这一点。
“中山舰事件”再次成为鲍罗廷与蒋介石的权力交易。通过这次交易,表面上鲍、蒋二人之间的信任达到了别人无法代替的程度,但鲍早没了昔日权势,成了一个摆设。蒋在北伐前夕谈到后方留守时,提到两个人可以托付,除了张静江,就是鲍罗廷,称鲍罗廷是“自总理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”。但这位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已经开始预感到情况有些不妙了。
1926年8月9日在广州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,鲍罗廷说出了他规划的“让蒋自然灭亡”的策略:鲍罗廷想借用北伐,用保定系来压制黄埔系。
当时除第一军军官主要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之外,其他各军的军官主要是保定军校毕业生,而蒋与“保定派”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。鲍罗廷甚至预言只要进行北伐,保定系在中国保定军校毕业的这批人,会在北伐胜利推进的过程中,把黄埔系,就是年轻的、刚从黄埔军校毕业的人压制住。保定系压制黄埔系就是压制蒋介石,“加速他在政治上的灭亡”。
结果哪个派系也抑制不住蒋介石。保定系不行,湖南讲武堂、云南讲武堂更不行。这时的共产国际远东局,已经不信任这位权术大师了。
近代中国是个大舞台,这个舞台演绎了多少兴衰、美丑、胜败。原先默默无闻者,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大放异彩;大放异彩者,最终又在这个舞台上黯然失色。发现、提携蒋介石的鲍罗廷就在1926年到1927年一年的跌宕演变中,由蒋介石所谓“自总理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”,变成了一个要立即捉来枪毙的“煽动赤色革命、企图颠覆政权的阴谋家”。
政治人物往往瞬息之间出现沧海桑田的演变,完成让人瞠目结舌的思维转换。
鲍罗廷不像蒋介石想象的那样复杂,蒋介石也不像鲍罗廷想象的那样简单。这个前日本士官生内心深处还是钦佩那些直面反对他的人,却深恶痛绝那些他以为要利用他的人。
当年反对鲍罗廷独用蒋介石的加伦将军回国后,1938年10月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捕。蒋介石接到驻苏大使杨杰的报告,还想保加伦一命,要孙科以特使身份赴苏转告斯大林,请派加伦至中国做蒋的私人顾问。但苏联的肃反运动行动太快了,加伦从被捕到被枪决仅有1个月时间。斯大林告诉孙科的,已是加伦的死讯。
想保加伦性命的蒋介石,却一直想要鲍罗廷的性命。
加拉罕当年给孙中山的礼物,是鲍罗廷。蒋介石最后给鲍罗廷的礼物,是通缉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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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中山舰事件”大致的脉络是这样。
1925年8月,廖仲恺被刺,是个意外事件,令蒋介石一石三鸟。
1926年3月,“中山舰事件”,是个人为事件,是蒋介石一手炮制的事件,又是一石三鸟。
只不过,蒋介石将这后一个一石三鸟推后了7个月。
国民党被鲍罗廷由一个松散的组织造就为一个虎虎有生气的组织,在这个组织的全部力量转到自己门下之前,他还需要鲍罗廷的力量和影响,更重要的是时间,来消化这些力量。
西山会议派攻击他将鲍罗廷“禀为师保,凡政府一切重大计议,悉听命于鲍”,“甚至关于党政一切重要会议,概由鲍召集于其私寓,俨然形成一太上政府”,他不但不在意,反而说作为总司令,只有法国福煦元帅的地位可同鲍罗廷相比。他反复引用孙中山曾说过的话——鲍罗廷的意见就是他的意见。因此,追随鲍罗廷就是追随孙中山。
他在等待时机。
时机来了。
第二次东征大捷使蒋介石军功威名如日中天。返归广州途中沿途男女老幼观者如堵,道为之塞,至汕头盛况空前。社会各团体整齐列队欢迎,民众簇拥,万头攒动。一路军乐悠扬,鞭炮毕剥,工会前导,次枪队,次步兵,次汽车,卫队为殿,连孙中山当年也没有如此之风光。
广州的汪精卫、谭延闿、伍朝枢、古应芬、宋子文联名电蒋:“我兄建此伟功,承总理未竟之志,成广东统一之局,树国民革命之声威,凡属同志,莫不钦感。东征功成,省中大计诸待商榷,凯旋有日,尚祈示知,是所祷企。”
国民政府要员站成一列,以前所未有的谦恭,向军权在握的新秀蒋介石致敬。
事情并未到此为止。
1926年1月广州举行国民党“二大”,到会代表256人,选举中执委时,有效票总数249张,蒋介石得票248张,以最高票数当选中央执行委员。
这就是蒋介石后来说的,21岁入党到40岁当上中央委员,相距了20年之久。
这一年蒋介石40岁。
会议代表中共产党员占100人左右,基本都投了蒋的票。
差的一票也许是他未投自己?起码给人以这样的印象,反而显得更加谦虚。
248强于249。
得票245张的宋庆龄在国民党“二大”讲话中赞扬东征胜利之后的广东形势:“此间一切的政治军事都很有进步,而且比先生在的时候弄得更好。”
一句“比先生在的时候弄得更好”从宋庆龄口中说出来,便是最高的夸赞。
国民党“一大”连张入场券都未弄到的蒋介石,个人声名在国民党“二大”达到顶点。
广州第一公园大门口出现一副对联,上联“精卫填海”,下联“介石补天”。
人们再也不记得还对什么人有过这种夸赞。
声名达到顶点后,他便动手了。
1926年3月,“中山舰事件”来了,鲍罗廷恰巧不在。
广州的苏联顾问全部被软禁,再用“整理党务案”把鲍罗廷架空。什么叫做“整理党务案”?就是把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权力核心的全部清退,尤其是把共产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影响,全部清除。“整理党务案”完成,中国共产党人被迫退出国民党中央,被迫退出蒋介石掌握的最核心的军队黄埔党军第一军。在第一军内,要么是共产党你就退出,要么是国民党你才能够保留。国民党中央也是这样。
架空鲍罗廷,清除共产党,两个任务完成。
第三个就是汪精卫了。
汪精卫后来回忆:“3月20日之事,事前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丝毫不知道。我那时是政治委员会主席,我的责任应该怎样?3月20日,广州戒严,军事委员会并不知道。我是军事委员会主席,我的责任应该怎样?”
他斥责蒋介石的行动是“造反”。
但斥责完之后,他也只有闭门谢客,悄然隐藏起来。
军权全部在蒋介石手中掌握着,汪精卫虽是军事委员会主席,但手里没兵,也没有办法。
4月初,汪精卫便以就医为名,由广州去了香港,再由香港去了马赛,躲了起来。
蒋介石当时指责汪精卫与中共串通要把他劫持到海外,所以他发动了“中山舰事件”。汪精卫倒不用蒋介石劫持他,自己就悄悄地跑掉了。自此,再没有人能够阻挡蒋介石攫取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了。
革命斗争中并不排除充分利用矛盾、施展纵横捭阖之术,但这一切必须建立在依靠和壮大自己力量的基础上,鲍罗廷恰恰丢掉了这一点。
“中山舰事件”再次成为鲍罗廷与蒋介石的权力交易。通过这次交易,表面上鲍、蒋二人之间的信任达到了别人无法代替的程度,但鲍早没了昔日权势,成了一个摆设。蒋在北伐前夕谈到后方留守时,提到两个人可以托付,除了张静江,就是鲍罗廷,称鲍罗廷是“自总理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”。但这位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已经开始预感到情况有些不妙了。
1926年8月9日在广州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,鲍罗廷说出了他规划的“让蒋自然灭亡”的策略:鲍罗廷想借用北伐,用保定系来压制黄埔系。
当时除第一军军官主要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之外,其他各军的军官主要是保定军校毕业生,而蒋与“保定派”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。鲍罗廷甚至预言只要进行北伐,保定系在中国保定军校毕业的这批人,会在北伐胜利推进的过程中,把黄埔系,就是年轻的、刚从黄埔军校毕业的人压制住。保定系压制黄埔系就是压制蒋介石,“加速他在政治上的灭亡”。
结果哪个派系也抑制不住蒋介石。保定系不行,湖南讲武堂、云南讲武堂更不行。这时的共产国际远东局,已经不信任这位权术大师了。
近代中国是个大舞台,这个舞台演绎了多少兴衰、美丑、胜败。原先默默无闻者,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大放异彩;大放异彩者,最终又在这个舞台上黯然失色。发现、提携蒋介石的鲍罗廷就在1926年到1927年一年的跌宕演变中,由蒋介石所谓“自总理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”,变成了一个要立即捉来枪毙的“煽动赤色革命、企图颠覆政权的阴谋家”。
政治人物往往瞬息之间出现沧海桑田的演变,完成让人瞠目结舌的思维转换。
鲍罗廷不像蒋介石想象的那样复杂,蒋介石也不像鲍罗廷想象的那样简单。这个前日本士官生内心深处还是钦佩那些直面反对他的人,却深恶痛绝那些他以为要利用他的人。
当年反对鲍罗廷独用蒋介石的加伦将军回国后,1938年10月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捕。蒋介石接到驻苏大使杨杰的报告,还想保加伦一命,要孙科以特使身份赴苏转告斯大林,请派加伦至中国做蒋的私人顾问。但苏联的肃反运动行动太快了,加伦从被捕到被枪决仅有1个月时间。斯大林告诉孙科的,已是加伦的死讯。
想保加伦性命的蒋介石,却一直想要鲍罗廷的性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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